（一）理学名词的问题
（一）理学名词的问题
宋儒的理学，原本只是远绍孔、孟、荀子以来儒家的学术思想，起初并无专以“理”字作为特定的名词. 自周濂溪以下，讲学的方式，已经一变性与天命，夫子罕言的风格，动辄便以天人之际的“宇宙”观与形而上的“道体论”作根据，由此而建立一个人生哲学的新体系. 濂溪以次，以“理气”
、“理欲”等新的名词，用作心性之理的整体的发挥，因此后世便以宋儒的儒学，别称谓“性理学”
，简称叫做“理学”。
《宋史》对此，又别创体裁，特在《儒林传》之外，又另立《道学传》的一格，专门收罗纯粹的“理学家”
，以有别于“儒林”。
其实，无论周、秦以来的儒家，以及孔、孟的学术思想，并无特别提出以“理”驭“气”
，或“理气”二元并论，同时亦无以“天理”与“人欲”等等规定严格界别的说法. 至于根据《说卦传》的文言，以“穷理尽性而至于命”的“理”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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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明理学与禅宗５５１
作根据，确定“理学”家们“理”即“性”
，“理”即“天”的定论，那是有问题的. 况且《说卦传》是否为孔子所作的可靠性，也正为后世所怀疑，事非本题的要点，所以姑且略而不论.在中国文化思想的领域里，正式以“理”字作为入道之门的，首先应从南朝梁武帝时期，禅宗初祖达摩大师所提出的“理入”与“行入”开始，从此而有隋、唐之间，佛学天台宗与华严宗的分科判教，特别提出修学佛法的四阶段，从“闻、思、修、慧”而证“教、理、行、果”以契合于“信、解、行、证”的要点，因此而有特别重视“穷理尽性”的趋向，由教理的“观行”而契证“中观”的极则（包括形而上的本体论与形而下的形器世间——即由宇宙论而到人生哲学）的涵义. 确立为事法界（形器与人物之间）
、理法界（理念与精神之际）
、事理无碍法界、事事无碍法界的“四法界”
观念. 应为开启宋儒契理契机的强有力之影响. 关于华严“四法界”之说，但读唐代澄观法师、圭峰法师、李长者等的巨著可知，恕不详及.但华严宗的大师，如澄观、圭峰等，都是初游禅宗之门而有所得，从此宏扬教理，特别提倡华严思想体系的建立，融会禅理与华严教理的沟通.因此互相影响，到了中唐以后，如创立沩仰宗的沩山大师，提倡：“实际理地（对心性与宇宙贯通的形而上本体的特称）
，不受一尘. 万行门中（指人生的行为心理与道德哲学）
，不舍一法“的名言，特别强调”理地“
作为心性本际的标旨. 从此“实际理地”的话头，便流传于禅宗与儒林之间极为普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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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５１中国文化泛言
综合以上所讲自梁武帝时代，达摩大师提出“理入”法门开始，和天台、华严等宗对于“理”的观念之建立，以及沩山禅师提倡“实际理地”的名言之后，先后经过五百年间的互相激荡，因此而形成宋儒以“理”说性的种种思想，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实了. 其间学术思想的演变与发展，以及互受影响的种种详实，已可由此一斑，而得窥全豹了.其次，在唐宪宗大历、大中迄开成、天复之间，沩山、仰山师徒所建立的禅门，以九十六○圆相纲宗（包括圆相、暗机、义海、字海、意语、默论等六重意义）。洞山、曹山师徒以重离卦而立五位君臣的宗旨. 因此演变发展而逐渐启发周濂溪的《太极图说》，与邵康节易理象数的哲学思想，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和迹象可寻. 但因涉及文化思想史的考证范围，又非片言可尽. 现在只能举其简略，以资参考而已. 至于沩仰与曹洞师徒的○圆相与重离思想的来源，则又自挹注《易经》与道家的观念而注释禅修的方法，那又别是一个问题，以后另行讨论可也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