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 11 部分

以，不知道钱从哪里来，不知道应该怎样来洁身自好，就会走向腐败的一面。唐朝时代的佛教，也就是唐武宗以前的佛教，当然好的方面是占主要的，但是腐败一面也是极其严重的，结果就导致了“会昌灭法”。“会昌灭法”实际是发生在七天之内。那时候交通不便，信息不灵通，没有广播电台，也没有报纸，更没有电脑。但是在七天之内，全国的寺院就一扫而光。你看那多厉害。为什么呢？老百姓对寺院、对那些腐败的和尚已经深恶痛绝，巴不得一下子把他消灭光。

　　那时做思想工作的就是以韩愈为首的一批士大夫，他主张对佛教要“人其人、庐其居、火其书”。人其人就是当了和尚的就叫他回家；庐其居就是把寺庙改成民居；火其书就是把佛书一起烧掉；菩萨毁了去做枪炮，把所有的铜器都毁掉。当时能够保持中国佛教慧命的就只有禅宗。为什么呢？那时候的和尚不像我们现在这么麻烦。现在和尚的服装跟老百姓的服装有很大的差别，那时和尚服装和老百姓的服装没有什么差别，只是剃光了头有点差别。当时的和尚为了保存自己、保存佛法，买一个帽子——叫冠巾——戴在头上就可以了，戴个帽子就可以躲避官方的检查。他们跑到水边林下，自耕自食，在那里打坐修行，住个茅蓬就可以了。禅宗就采取这种办法。那些要依据经典文字研究义理的法师们，他的条件没有了，生存的空间没有了，生存的手段没有了，所以只有纷纷地走入社会。

　　佛教从那以后一蹶不振，很多宗派就是由于“会昌灭法”再没能振兴起来。比如像法相宗、华严宗、天台宗、三论宗，都是要依据文字的。到了五代以后再逐步逐步地把经典从国外又请回来，从国外请回经典是古已有之。就像我们文革以后经典也没有了，也从外国把经典慢慢请回来，实际上是古已有之的事。五代时期从日本、韩国把经典请回来，一直到清朝末年，杨仁山居士还在从日本不断地把中国流失的经典请回来。法宝的回归延续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，可见那时佛教创伤之重，要经过一千年时间恢复，才慢慢把经典请回来。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经典请不回来，比如寺院规矩、制度、文书等一类的书，都还保存在外国。唐宋时期带出去的东西一直保存在日本，我们中国人没有。中国人要研究很多具体的东西、具体的寺院制度，只能到日本的一些古庙里、档案馆里去找资料。这就是我们和尚在那个时候不谨慎，在生活富裕、生活好的情况下不谨慎，不知道自爱，造成了佛教这样一个悲惨的局面。

　　幸而有六祖大师所传之禅法保存了中国的佛教。“会昌灭法”对佛教的禁令一停止，各地的禅师们就不断地出现。天下的寺院一下子都改变为禅宗的寺院了，所以禅宗从那以后又有五家七派陆续地产生。如果没有六祖慧能这样一面旗帜，没有他这位里程碑式的人物，中国佛教经过“会昌灭法”以后就不可能有今天。所以说他是一位对中国佛教历史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大祖师。

　　第三位就是我们近代的太虚大师。佛教发展到今天，时代在进步，文化在进步，人们的思想潮流在进步。那么佛教是不是也要跟着进步，也要适应我们这个不断进步、不断发展的社会环境呢？肯定是需要的。从清朝中期开始，一直到清朝末期，这种新文化的潮流就不断地冲击着中国旧文化的大门，非得让你把门户打开。这个门一旦冲破了以后就势不可挡。所以太虚法师当时提出来“三大革命”——教理革命、教制革命、教产革命，一下就震撼了整个佛教界。

少数人响应他，多数人是抗拒他、反对他。

　　当时太虚法师的这种思想没有多大市场。尽管如此，这种思想还是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。

太虚大师提出了“人生佛教”，现在发展成“人间佛教”。我们玉佛寺应该说对太虚法师最亲切，因为这位老人家就是在玉佛寺圆寂的，太虚法师当时有很多活动跟玉佛寺分不开，跟上海分不开。当时在玉佛寺主事的几位法师都是太虚大师的弟子，所以他能在这里弘法、能住在这里。而在别的地方，只要是太虚大师的学生，其它的寺院都抵制，连饭都不给他吃。那时太虚大师在武昌办了个佛学院，不能够办在寺院里面，有一位叫李开先的居士把自己家里的房子布施给太虚法师，办起了武昌佛学院。武昌佛学院的学生要到归元寺去赶个午斋，归元寺的知客都不同意，说：“你们回去吃饭，我们这里没有饭吃。”可见那个时候，社会上和佛教界都是持保守思想，对于进步的东西是排斥的、拒绝的。但是时至今日，我们再来回头看一看太虚大师的思想，我们今天做的一切可以说都是在踏着太虚法师的足迹，在一点一滴地落实他的思想。

我们远远还没有全部到位，还差得很远。他提出来的目标，我们连百分之一都没有做到。

　　在西方文化、西方科技和西方生活方式冲进中国以后，中国原有的各种文化都要想办法来适应、来生存。儒家有新儒学思想，佛教提出了“三大革命”和“人间佛教”，这都是为了与新思潮相适应，寻求生存空间。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，也只是在近二十几年才再次提出“人间佛教”的思想，在文革前还不敢提，因为提这个思想就会被打成“美化宗教”。文革以后思想比较开放，觉得宗教也要适应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。怎么适应呢？就是以“人间佛教”这种思想来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。

　　中国佛教在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、历史时期有三位里程碑式的人物，我们今天所讲的六祖慧能大师，就是其中最具关键性的一位。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题目。

　　接着我们讲第二个题目。既然讲到六祖慧能的禅法，那就必然要讲到他的《六祖坛经》，下面我简略地把《六祖坛经》给各位介绍一下。

　　我刚才说到《六祖坛经》这本书受到教内外所有人士的重视。因为它是一本智慧的书，是一本修行的书，是一本指导生命的书，所以这本书普遍地受到欢迎。但是正是由于它的重要性如此突出，所以它的问题也最多。为什么说问题最多呢？这是因为我们现代人觉得它的问题最多，都来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来研究。有这样一个版本，有那样一个版本；有详的，有略的；有古的，有今的。所以大家就纷纷地从学术角度、文化角度和历史角度来对它进行研究。

　　近现代最早提出对《坛经》进行研究的是我国“五四新文化运动”的一个急先锋胡适。他当时自命是“五四文化”的旗手（后来由于种种原因，人们是不是真正认为他是“五四文化”的旗手，另当别论）。胡适在研究新文化时碰到了各种问题，受到了各种挫折。而且他在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问题，写到隋唐时期就写不下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懂佛教，尤其不懂中国的佛教，于是他又回过头来研究佛教。在研究佛教的时候，他开始接触禅宗。因为要研究中国佛教、研究中国哲学，不研究禅宗，就根本无从深入，乃至无从下手。特别是到了中唐、到了宋元时期，一千多年的儒家文化思想和禅文化思想的体系，可以说是千头万绪。

要研究这个时期的儒家或者理学家们的思想，必须懂得禅。不懂得禅，就不知道他的思想源流在什么地方。所以胡适就开始研究禅宗，由于中国禅宗的实际创立者是六祖慧能，所以他就研究六祖。研究六祖就从研究《坛经》开始。中国近现代特别是现代，研究中国佛教、研究中国禅宗的风气或热潮，实际上是由胡适开创的。由于他的研究使得《坛经》一方面受到更多世人的重视，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很多的问题。这是第一点。

　　第二点就是版本问题。《坛经》除了我们一般在佛经流通处看到的版本以外，还有一本比较简略的本子藏在敦煌石窟里面。大概在一百年前，敦煌石窟藏经洞被一个道士打开了。这个道士怎么打开这个藏经洞，也是无意中的事情。这个道士住在藏经洞里面，就叫千佛洞。他天天拿着一根旱烟斗，在那里抽烟。旱烟斗很长，抽完烟后，他就在墙上磕烟灰，再装第二袋烟。

他天天磕那个墙，有一天磕到一个地方，发现墙里面好像是空的一样，不是实在的，里面作鼓响。他就觉得墙里头是空的，应该会有什么东西。他就偷偷地打开一块砖，再拿一个小灯照一